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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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供给分布不均匀和强劲的需求推动其产业链、供应链竞争持续升级，并发生结构性变化，各国资源获取向全产业链蔓延，双边合作向集团化和区域化国际组织联盟等多边合作演变，使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逐渐全球化和复杂化，资源民族主义、供应链本土化、出口管制等因素将加大资源供应脱钩断链的风险，因此各国陆续评估战略性矿产清单和发布安全保障政策，以维护国家经济稳定发展。作为全球战略性矿产品生产、消费大国，我国在矿产资源生产、冶炼加工制造、材料及资源回收利用的规模方面均有优势，形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矿产资源及其材料产业。但由于存在短缺矿产供不应求，对外依存度高，进口来源地集中，且供需缺口仍在不断扩大等问题，加之需要应对气候变化、俄乌冲突等因素引发的各类衍生风险，致使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总体中间强，紧缺型矿产两头弱，优势矿产下游利用相对较弱。因此，应加强我国战略性矿产供应链顶层设计，增强上游采选、中游冶炼、下游加工及循环利用环节的技术创新，深入参与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保障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本文引用信息

朱清,朱海碧,邹谢华.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分析[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4,37(7):4-13.

来源：中国国土资源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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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0 引言

1 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现状和趋势

2 主要发达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及其供应链风险应对策略

3 我国战略性矿产供应链发展现状和面临挑战

4 加强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建议

0 引言

“战略性矿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矿产”，是指对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至关重要，而国内难以保障供应安全，或具有资源优势且可影响国际市场的矿产资源，涵盖了主要的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某一矿产是否被界定为战略性矿产的定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产业链的中下游产品在国家发展中用途的重要程度和需求的强烈程度，主要受经济发展、资源供需和技术变革等因素影响。保障战略性矿产供应链安全对提升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具有关键作用。世界其他经济体因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工业结构差异而对关键矿产的关注不同，美国注重在地缘政治上可加以利用的关键矿产进口，欧盟注重关键矿产供应中断对其工业竞争力的影响，日本注重保障国家支柱性产业与基础性建设的相关矿产。战略性矿产逐渐已成为世界各经济体发展和博弈中的聚焦点，因此如何充分发挥优势战略性矿产的作用，以及如何保障劣势战略性矿产供应链安全的问题变得至关重要。

全球市场的形成推动了供应链的全球化。稳定的供应链是在避免纵向一体化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企业成本。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后，矿产资源生产商和消费商从统一走向分离，产业链条从短到长，节点合作从浅到深，环节分工从简到繁，这些变化进一步增加了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西方殖民和掠夺式现代化下的矿产资源供应链压低了资源产品价格，西方列强攫取了巨额利润，限制了资源生产国的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推进矿产开发全产业链利益共享，加强矿产资源供应链韧性，促进全球矿业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我国有关战略性矿产的研究逐步强化，主要集中在关键矿产竞争与合作、关键矿产供应安全风险、关键矿产产业链发展等方面。毛景文从国际角度分析关键矿产动向，提出西方主要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高度耦合且严重依赖中国。黄健柏利用风险评估方法，提出清洁能源技术战略金属供应风险均处于中风险以上等级。干勇等从全产业链角度分析我国关键矿产发展，提出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存在资源端供应不足，冶炼端耗能高，材料端支撑能力不足等问题。王永中分析能源转型背景下的关键矿产国际博弈，提出供需失衡是导致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成为地缘政治经济竞争和各国产业链控制力争夺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针对战略性矿产相关产业链和供应链研究有待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因此，本文对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和供应链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讨论，梳理全球发达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及其供应链风险应对策略，分析中国在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优势与劣势，提出加强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的建议。

1 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现状和趋势

1.1 全球战略性矿产产业链网络分布不均匀，各经济体发展不平衡

一是全球战略性矿产总体丰富，对外依存度高引发的供应链中断风险是各国担忧的问题。从能源矿产来看，2022年中国的原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71%和40%，历史首次双下降；欧盟、日本原油对外依存度分别为97%、99%，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为90%、97%；美国虽然成为石油成品净出口国，阶段性实现了能源独立，但仍然进口了30多亿桶原油和石油产品，占美国消费量的43%，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原油进口国。从大宗固体矿产来看，中国的铁、铜、铝对外依存度分别为81%、83%、65%；欧盟、日本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分别在70%、99%以上。从战略性新兴矿产来看，中国的锂、钴、镍的对外依存度分别在85%、95%、90%以上；欧盟、美国的锂对外依存度分别在95%、50%以上。

二是资源供应端稀缺且高度集中，储量大国、产量大国、出口大国呈现离散特点。重要的成矿带是地球演化的产物，一国的矿产资源储量是其产量的物质基础。2022年，全球72%的钴供应来自刚果，92%的锂供应来自澳大利亚、智利和中国三国，超过75%的锰供应来自南非、加蓬和澳大利亚，70%的稀土元素供应来自中国。从实践来看，部分储量大国未成为产量大国，产量大国也不一定是出口大国。如南美“锂三角”之一的玻利维亚是世界锂资源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其锂资源储量达2100万吨，占世界总量的24%，但由于玻利维亚缺乏直接提锂技术，其产量不到全球的1%。中国是世界磷矿石生产大国，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40%，但只有少量用于出口，出口份额占世界磷矿石出口总量的不到2%；而摩洛哥是世界最大磷矿出口国，出口份额占世界磷矿石出口总量的35%，产量占世界的磷矿石总产量的18%，不及中国一半。中国铝土矿产量占世界铝土矿总产量的23.8%，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几内亚，但储量仅占世界铝土矿储量的3%。美国石油产量全球第一，占世界石油总产量的15%，但储量在世界总量中占比不到5% 。

三是在资源初级冶炼端，制造业大国具有相对优势，部分冶炼大国并非资源生产大国。改革开放以来，全球制造业产能逐步向中国转移，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冶炼产能。2022年，中国炼油能力达到9.37亿吨/年，稳居世界第一，当年的炼油净新增产能1260万吨/年，增速有所放缓。中国的粗钢、精炼铜、原铝产能分别为10.13亿吨/年、1106万吨/年、4021万吨/年，分别占世界总产能的54%、44%、59%。此外，部分冶炼大国并非资源生产大国，如：新加坡不产石油，却是全球第三大石油炼化中心；日本国内铁矿山早已全部关闭，但2022年粗钢产量达8920万吨，位居全球第三，领先于美国、俄罗斯两个资源大国。

四是在资源高级加工端，少数发达国家具备战略性矿产的高度提纯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但存在原材料供应安全风险。以锗和镓为例，美国最先掌握锗用于制造集成电路芯片的核心技术，日本在镓精加工技术领域具有全球领先地位，但美国54%的锗和53%的镓，以及日本70%的镓均依赖中国供给。2022年，中国锗储量和产量分别占全球的41%和70%，镓储量和产量占比分别在全球的68%和90%以上。以钢材为例，中国航空发动机的涡轮钢材、核工业蒸汽耐高温钢材等材料高度依赖西方发达国家，但全球超过一半的粗钢产量集中在中国。以稀土为例，中国稀土储量和产量分别占全球的34%和70%，同时中国稀土加工技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但2022年中国稀土产量较2010年减少20%，且近几年无明显增长。

五是在资源回收利用端，为加强供应链韧性，多国持续探索城市矿产、废旧金属和电池等循环利用方式。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要求矿物建筑废料回收率为70%，而德国对此的要求已经达到90%。近年来，中国城市矿产（再生资源）回收已经取得明显成效。2021年，中国废钢铁、废有色金属等9类主要品种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3.85亿吨，同比增长2.4%，其中报废机动车、废电池等的增长量超过10%。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废钢炼钢比为44.7%，其中美国废钢比为69.2%，欧盟为57.6%，韩国为40.1%，日本为34.8%，中国为21.9%。此外，欧盟《新电池法》、美国《国家锂电发展蓝图2021—2030》、中国《“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均提出，要实现锂电池报废再利用和关键原材料的规模化回收，包括原材料提取、可持续采购和加工、可持续电池材料、电池制造及电池的再利用和回收，规划完整锂电池回收价值链的建设和布局，同时全面提升绿色制造水平。

1.2 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推动清洁战略性矿产资源需求和投资持续增长

一是双碳背景下，未来20年全球战略性矿产需求量将成倍增长。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能源结构加快向清洁能源转变，全球对清洁能源的需求日益扩大，推动战略性矿产市场前所未有地增长。2017—2022年，能源行业中锂、钴、镍需求量分别增长200%、70%、40%，在清洁能源应用中锂、钴、镍分别占总需求份额的56%、40%、16%。在需求上升和价格高企的推动下，战略能源过渡矿产（铜、锂、钴、镍、石墨）的市场规模在过去五年中翻了一番，到2022年达到3200亿美元。国际能源署（IEA）预测，要满足2030年战略性矿产需求，全球电池和矿产供应链需要扩大10倍。要满足2030年全球净零碳排放目标，需要新建50多座锂矿、60多座镍矿及17座以上的钴矿。到2040年，全球对清洁能源金属矿产的需求量将上涨4倍，能源行业对战略性矿产的需求将增加6倍，全球对电动汽车电池相关矿产品锂、钴、镍、稀土的需求量分别增长42倍、21倍、19倍、7倍，清洁能源技术在其总需求的份额分别增长至90%、65%、61%、43%。

二是能源转型的强势劲头推动企业加大清洁战略性矿产勘探投资。受新能源汽车发展推动，2022年全球清洁战略性矿产勘探投资增长20%。分矿种看，铜、锂、钴、镍勘探投资预算分别上涨21%、88%、2%、46%（图1），锂勘探投资出现创纪录式增长。分国家和地区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总体同比增长超过40%，尤其是在锂行业，勘探投资预算分别同比上涨超过3倍和2.6倍。各国在非洲和巴西的勘探活动逐步扩大，其中锂资源勘探活动支出增长90%。加拿大凭借拥有高品位硫化物资源、靠近现有基础设施和可获得低排放电力等优势，镍勘探投资预算上涨91%，创造了极具吸引力的投资机会。

三是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危机推动全球能源战略性矿产投资上涨。2022年，受俄乌冲突影响全球油气价格达到历史新高，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净利润约为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一倍多，刺激全球化石燃料投资同比增加10%，上游油气投资增加11%，煤炭投资增加29%。国际能源署（IEA）预计，2023年全球对化石燃料供应的投资预计将增长6%，达到9500亿美元（图2）。其中上游石油和天然气将占较大份额，投资将增长7%，超过5000亿美元，但俄罗斯削减部分国家管道天然气的输送，导致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支出增加，因此投资中大约一半的增长可能会被成本膨胀所吸收。煤炭供应投资将达到1500亿美元，同比增长10%，远高于新冠疫情前水平，其中近90%的投资来自亚太地区。接近40GW的新燃煤电厂获得生产批准，几乎所有项目均来自中国，同时大规模部署一系列低排放技术，反映中国能源安全受到高度重视。

1.3 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竞争发生结构性变化

一是各国基于自身产业结构特点，开展战略性矿产资源产业链竞争。当前国际经济循环遭遇地缘政治和极端事件冲击，动能持续弱化，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面临多方面冲击。美、日、欧盟等国家或地区已经基本实现现代化，美国基本实现能源独立，在石化能源矿产和部分大宗矿产领域的国际依赖逐步下降，聚焦“三稀”矿产和新能源矿产开展竞争；欧盟着力推进“双碳”进程，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中国还处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对于大宗固体矿产和石化能源矿产仍将保持相对较高的需求。

二是矿种结构从基础大宗矿物和能源竞争向高技术矿种竞争转变。自马歇尔计划以来，西方能源和资源公司控制了全球大多数优质资源的储量和产能，美国资本在全球40强矿业企业的38家中拥有相当份额的股权，对全球初级矿产品市场有很强的影响力。中国在传统能源和大宗固体矿产全球竞争中属于后来者，处于后发追赶者位置，但在新能源矿产领域，受益于新能源支持政策和产业体系，中国在全球资源端、生产端具有相对优势。这是美欧主动发起高技术矿产竞争的现实背景。石墨、萤石和稀土等高技术矿种同时存在于中、欧、美等国家或地区的关键矿产清单中，因此各国（地区）均加大高技术矿种的勘探和生产力度，2022年全球石墨探明储量为3.3亿吨，五年间上升22%，但稀土探明储量由于消耗过度，持续下降至1.2亿吨，五年间下降25%；石墨、萤石和稀土产量分别为130万吨、905万吨、30万吨，五年间分别上涨45%、51%、131%。

三是初级矿产资源获取保障向产业链全链蔓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美国阿巴拉契亚山脉和五大湖区、德国鲁尔工业区等一些传统工业地区的制造业产能逐步跟随全球产能转移，美国部分工业体系逐步出现空心化特征。美国资本依靠对全球资源端的控制获得巨额利润，随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地区的冶炼产能利润率长期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水平。2021年，全球50强矿业企业利润率超过50%，而中国冶金行业总体利润率不到3%。但产业空心化使得各国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因此自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都在追求制造业的回归；德国推进工业3.0，提高制造过程的自动化控制程度；日本重点扶持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这必然导致矿产资源全产业链的竞争。

四是各国矿产资源合作从双边合作向集团化、区域化国际组织联盟演变。美国于2019年联合巴林、科威特、约旦、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主要产油国组建了中东战略联盟（MESA），旨在加强地区安全，提高全球能源治理能力。2019年6月，美国与刚果（金）、赞比亚、纳米比亚、博茨瓦纳、秘鲁、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和澳大利亚9个资源富国构建“关键矿产同盟”，从生产端提高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力。2019年底美国正式提出“美洲增长”倡议（Growth in the Americas），以实现对美洲地区能源资源治理的主导地位，被认为是“门罗主义”复苏。2022年6月美国提出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目前参与国际主体有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旨在加强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和“去中国化”。美国利用七国组织（G7）、经合组织（OECD）、“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机制，以“促进经济韧性和安全”为名，持续扩张关键矿产供应链合作机制。

五是全球战略性矿产资源体系庞大，产业链逐渐全球化和复杂化。全球矿产资源分布分散，产业链架构连接多个国家和多个行业，不同类别矿产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来源存在差异性，各国对不同矿种具有不同的优劣势和利益诉求，存在复杂的国际贸易流动，使得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极具复杂性。同时地缘政治、自然灾害和环保政策等因素都会增加全球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也会进一步增大战略性矿产供应链安全风险。例如新冠疫情暴发致使全球数百座矿山关停，数千个采矿业项目和矿产品国际贸易受到影响，严重影响了全球矿产资源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另外，俄罗斯是国际能源出口大国，且俄罗斯铝业联合公司是世界最大的铝生产商之一，俄乌冲突导致对俄罗斯资源依赖较严重的欧洲天然气供应短缺，铝冶炼商纷纷减产，对全球矿产资源供应链安全造成冲击。

2 主要发达经济体关键矿产清单及其供应链风险应对策略

2.1 各国关键矿产清单中有多数依赖中国，且在清洁矿产方面高度重合

中国在全球战略性矿产市场中具有较强影响力。2009年，日本出台《稀有金属保障战略》，将31个矿种视为关键矿产原材料，并优先考虑锰、钴、镍、钼、钯等10种矿产，多种有色金属进口依赖程度平均在95%以上，几乎所有稀有金属都依赖进口，其中82%的稀土、90%以上的锗和镓从中国进口。2022年，美国发布《关键矿产目录》，确定50种关键矿产，其中12种净进口依赖度为100%，有砷、镓、石墨、钽、钇5种高度依赖中国；31种关键矿物依赖进口超过50%，有25种80%以上来自中国。欧盟2023年公布《关键原材料法案》，确定34种关键矿产，其中10种的最大进口来源国为中国，98%的稀土来自中国，98%的硼酸盐来自土耳其，78%的锂来自智利。2016年，中国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16—2020年）》，确定24种战略性矿产，其中有21种依赖进口，有12种对外依存度超过70%。中国、美国、欧盟共同列为关键矿产（战略性矿产）的有锂、钴、镍、铝、锑、钨、稀土、萤石、石墨等9种（图3），其中锂、钴、镍、铝、石墨广泛应用于清洁能源技术中。

2.2 美国致力于促进制造业回归的矿产资源供应链稳定

美国持续关注矿产品供应链安全，目前已从研究阶段走向政策制定执行阶段。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于2008年发表《矿物、关键矿物和美国经济》以来，美方开展大量对矿产品供应链风险进行评估的研究工作。2017年12月，特朗普签署第13817号行政命令——《确保关键矿产安全和多元化供给的联邦战略》，以减弱关键矿产供应中断的脆弱性，标志着美国关键矿产战略从研究层面走向政策层面。自2018年开始，美国对其在制造业、国防工业等重点领域的供应链安全、对国外依赖程度、具体应对策略等进行全面评估，以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为促进美国关键矿产的勘探开发和技术研发，美国众议院于2021年4月提出制定《美国关键矿产独立法》，以确保经济发展和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2022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通胀削减法案》（IRA），出台大量激励措施以推动电动汽车和其他绿色技术在美国本土的应用，为关键材料的加工、精炼和回收重新装备、扩建或建立工业设施的项目提供先进能源项目信贷，这一方案叠加俄乌冲突将加剧欧洲工业生产萎缩，诱导全球企业将生产线转移至美国，同时减少对中国主导的供应链的过度依赖。2023年11月，美国成立“供应链韧性委员会”，以减少本国对所谓高风险外国供应的依赖。

2.3 欧盟致力于维护高端制造业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

欧盟为增强关键原材料的供应链韧性发布一系列相关政策。2008年，欧盟启动原材料倡议（RMI），通过供应多元化，减少各方依赖和寻找替代品，确保欧洲原材料的可持续供应。2012年，欧盟推出“欧洲创新伙伴关系”（EIP）行动计划，以克服研发创新链缺陷，促进经济增长。2018年，欧盟实施“地平线2020计划”，发布《原材料愿景与科技和创新路线图2050——通往欧洲可持续、竞争力的未来》，在保障欧盟成员国的关键材料供应链安全的同时拓展域外供应。2020年，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韧性》文件，提出为工业生态系统发展“弹性价值链”，并成立欧洲原材料联盟，以建立欧盟完整的原材料供应链。2023年，欧盟发布《关键原材料（CRM）法案》，该法案更多地关注资源的有效利用等问题。

2.4 日本致力于维护产业优势的关键矿产供应链稳定

日本在制造业和资源回收利用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形成了支持海外矿产资源开发的金融和政策服务体系。日本在半导体材料、光学、自动化、精密仪器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顶尖水平。日本蒸镀机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95%，从废磁铁中回收稀土钕的回收率可达到80%～90%，镓和铟回收量占全球镓和铟供应量的30%左右。2021年，日本废钢出口量达730万吨，占全球出口总量的6.7%，世界排名第三。日本金属和能源安全组织（JOGMEC）作为连接日本政府与企业的纽带，先后参与日本同和控股集团（DOWA）在阿拉斯加的铜锌探矿项目、纳米比亚的Lofdal重稀土项目、海外制氢与制氨项目等，并修改《JOGMEC法案》，旨在帮助日本实现2050年碳中和目标。2021年，日本政府确定了第六版《能源基本计划》《2030年度能源供需展望》《巴黎协定下的长期战略》等，“最优先”发展可再生能源，并高度重视关键矿产资源的国家储备工作。

3 我国战略性矿产供应链发展现状和面临挑战

3.1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矿产资源生产国，但部分战略性矿产资源品位低、消耗快

一是我国矿产资源禀赋尚可，但大多数战略性矿产人均存量已总体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多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品位低。我国矿产资源储量居世界第三位，战略性矿产中，紧缺矿产多于优势矿产，能源、大宗和战略新兴矿产中大多数都是紧缺矿产。石油、天然气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7.7%和7.1%，铁、铜、铝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储量的70.3%、18.7%、24.7%，锂、钴、镍人均储量分别为世界人均储量的36.6%、10.7%、23.9%。我国铁矿石平均品位为34.3%，而世界铁矿石平均品位为48.4%。我国磷矿石基础储量为32.4亿吨，全球排名第二，但90.8%为中低品位，平均品位为16.9%，而世界磷矿石平均品位为32.5%。我国磷矿总储量中在技术上可以利用、具有经济价值的仅占22%，P₂O₅含量大于30%的高品位磷矿储量仅占8.1%。

二是我国矿产资源总产量保持领先，但国内矿产资源耗竭速率较快。我国用相对较少的储量提供了较高水平的产量，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较高，在各国进口矿物商品中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2022年，我国用全世界2.1%的石油、3.6%的天然气、11.1%的铁、3.1%的铜、2.2%的铝、7.7%的锂的储量，提供了全球4.5%、5.2%、14.6%（可用）、9.0%、23.8%、14.6%的产量，分别位列全球第六、第四、第三、第四、第二、第三。2015—2020年世界锂矿产量年均增速为20%，同期我国年均增速高达45%，2022年我国的增速达到55%。我国的钴和镍等部分矿产受资源匮乏、生产成本和环保政策等因素影响，产量难以提升，严重依赖国外进口。

三是我国是世界上大多数绿色革命转型中关键矿产的最大生产国，已成为全球战略性矿产和清洁能源产品供应链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我国政府和行业都专注于保护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安全并扩大其电动汽车价值链。根据国际能源署的《能源技术展望（2023）》，在全球已宣布的太阳能光伏制造项目中，中国25%的太阳能光伏和45%的电池制造项目已处于实施的高级阶段，而美国和欧洲在建的电池和电解槽项目不到20%；中国拥有世界90%以上的硅片制造能力，中国企业拥有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晶硅产能和72%的组件产能；大多数已宣布的关键矿产加工和精炼项目将设在中国，截至2023年，全球宣布的新增铜产能中国占80%，用于电池的关键金属精炼产能中国占主导地位（钴95%，锂60%，镍60%）；中国拥有锂离子电池关键部件（如阴极、阳极、分离器和电解质）的大部分加工能力和全球近80%的电池制造能力。

3.2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矿产资源消费国，多数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

一是我国能源矿产消费全球第一，能源贸易逆差较大。2022年，我国石油、天然气、煤炭消费量分别为7.2亿吨、3757亿立方米、88.4艾焦，分别占全球总消费量的14%、10%、55%。我国能源贸易逆差较大，原油与液态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高。2022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为5.1亿吨（主要进口国为沙特、俄罗斯、伊拉克），占消费量的71%，出口130万吨，贸易逆差达到3643亿美元；天然气进口量为1516亿立方米（主要进口国为澳大利亚、卡塔尔、土库曼斯坦），占消费量的40%，天然气出口量为5亿立方米，贸易逆差达到668亿美元；煤炭进口量为2.9亿吨（其中超过80%来自印尼和俄罗斯），同比下降9.2%，贸易逆差达到416亿美元。

二是我国多种大宗固体矿产消费全球第一，上游原矿对外依存度高。2022年，我国铁、铝土矿、铜消费量分别为13.7亿吨、4110万吨、1468.4万吨，分别占全球总消费量的60.5%、58.7%、56.3%。三种矿产的进口量分别为11.1亿吨（其中65%来自澳大利亚）、1.3亿吨（其中56%来自几内亚、27%来自澳大利亚、15%来自印尼）、2527万吨（主要进口国为智利、秘鲁、哈萨克斯坦），同比分别下降1.5%、增长17.0%、增长8.0%。我国金属材料的对外依赖主要体现在上游的矿砂，中游的冶炼则较为发达。铁矿石、铜矿石、锰矿石、铝土矿、铬矿、锌精矿、铅矿、镍矿对外依存度较高，下游的冶炼品中，精炼铜、电解铜箔、铬铁、碳酸锂、铂对外依存度较高。

三是我国战略新兴矿产消费全球第一，部分矿产对外依存度高且进口来源单一。2022年，我国锂、钴、稀土消费量分别为47.4万吨LCE（碳酸锂当量）、68.0千金属吨、17.1万吨，分别占全球总消费量的65.9%、42.8%、57.0%。中国锂离子电池市场规模约为324吉瓦时，约占全球市场的59.4%。2022年，我国的碳酸锂进口量为13.6万吨（其中90%来自智利），同比增长68%；钴矿进口量为2.6万吨（超过99%来自刚果（金）），同比增长36.8%；镍矿进口量为4024万吨（其中83%来自菲律宾），同比下降7.6%；稀土进口量为12.2万吨（其中近70%来自美国），同比增长58.4%（意味着美国正借助自身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崛起成为稀土出口大国）。

3.3 我国是世界最大的矿产资源冶炼国，产业体系完整但绿色创新发展有待提升

一是我国矿产资源冶炼产品产出大，大量供应全球。我国冶炼加工行业规模较大，产业技术水平较高，特别是在新能源技术、矿产和全球清洁能源供应链中具有较强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在世界所占的精炼份额较高：镍约为35%，锂约为58%，钴约为70%，稀土元素约为87%；在镍矿和锂矿的加工方面也分别占据约35%和58%的份额。2022年，我国非金属矿物制品、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等四类矿物原料制成品进出口总额达到5.4万亿美元（进口占31.4%，出口占68.6%），其中钢铁进出口总额为1.5万亿美元（净出口0.6亿美元），进出口总量占全球13%，排名全球第一。

二是我国废旧资源回收体系初见规模，国内原料回收量稳步增长。我国废钢铁回收量保持全球第一，2022年我国废钢铁资源总量为2.6亿吨，占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34%左右。2022年，我国再生有色金属产量首次突破1500万吨，与生产原生金属相比，相当于节能3317万吨标煤。其中，废铜、废铝回收量分别达到241万吨（金属量）、700万吨（金属量），分别占全球的26.1%、24.3%。但我国的废旧资源在冶炼中的比例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我国废钢消耗量全球排名第一，其中用于炼钢的废钢消耗量为6850万吨，占比30.3%，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平均水平；钢铁原料中的废钢占比为22%，世界排名第五，具有较大提升空间。

三是我国冶炼环节绿色发展水平不足，材料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升。庞大的冶炼加工产能造成高能耗、高排放，2020年我国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能耗合计占全国工业能耗近20%，其中钢铁行业是制造业中碳排放最大的行业，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15%，冶炼加工行业的碳排放量全球占比超过20%。同时，我国航空航天、深海、远洋装备、5G射频器件和数字电路芯片等所用的高温合金、碳纤维、铝锂合金、钨合金、特种合金、高纯度石英砂、超高纯钛等基础材料，也高度依赖进口。

3.4 我国战略性矿产国际合作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美西方在三个层面强化与中国竞争。在生产端，美国于2019年6月提出《能源资源治理倡议》（ERGI）并吸纳多国参与，以减少高技术材料对国外的进口依赖度，同时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该协议对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供应链稳定和海外权益造成一定影响：我国从ERGI国家进口了85%的铁矿石、36%的铜矿、20%的金矿、58%的镍矿、95%的钴矿，并拥有相当数量的铜、钴、锂矿权益，产业链、供应链风险上升。在消费端，2022年美国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试图消解我国在战略新兴矿产领域的全球优势。在高科技材料端，美国通过科技脱钩，限制我国进口高端科技和高附加值矿物材料。

二是地缘政治博弈和资源民族主义为矿产资源国际合作带来风险。战略性矿产供应链的实力是地缘政治的杠杆。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凸显我国的部分战略性矿产供应链的脆弱性，南非政府实施严格封锁禁令，刚果的钴运输推迟，刚果政府重新审查中资企业在该国的铜、钴投资权益。2022年7月，印度尼西亚宣布从2023年6月将禁止铝土矿、铜矿的原矿石出口，而印度尼西亚是我国第三大铝土矿进口国（17%），依赖该国资源的中资企业将受到一定影响。2022年11月，加拿大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中矿资源、藏格矿业、盛新锂能3家中资企业限期剥离其在加拿大3家战略性矿产公司的权益，而美国已积极介入加拿大采矿业，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全球矿业国际合作。

三是矿业国际治理规则演化给中资企业带来潜在经营风险。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UNPRI）正式提出ESG概念，将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指标，确立了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原则。矿业企业ESG治理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新的投资壁垒。中资矿业企业是国际ESG规则的接受者，尚未成为规则的参与制定者，其ESG评级数量和比例都普遍不高。中资矿业企业中暂无领先水平（AAA级）的矿业企业，低于平均水平（BBB级）的公司占比超过61%，落后水平的矿业企业比例逐渐减少至8.7%，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占比为11.3%，其中紫金矿业、中国神华、中国海油、宝钢股份、南钢股份等龙头企业较为领先。

4 加强我国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建议

4.1 加强战略性矿产国内供应链行业治理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加强跨部门组织协调，制定战略性矿产供应链稳定战略和方案，建立战略性矿产供应链风险治理体系。打造统一的要素市场，畅通国内大市场，优化市场秩序。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政府服务效能，建立和培育一批覆盖矿业市场全过程的矿业中介组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推动建设风险勘查市场，优化矿业权管理和权益金政策，加强对现有技术经济水平条件下尚未达到开发要求的矿产地保护。

4.2 加强战略性矿产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稳链补链强链

深入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行动，以科技创新提升储量水平，以政策创新加快上产。同时积极开展矿业国际投资合作，为全球矿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加强“卡脖子”技术创新和二次能源回收利用。加强关键矿产产业链供应链的议事协调，及时“稳链、补链、强链”。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提高选冶环节的技术水平，降低能耗和碳排放水平，提升“城市矿产”开发能力，优化初级矿产制成品出口关税管理。

4.3 积极参与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全球治理

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聚焦双循环下我国矿业产业层次和全球布局，培养勘探、开发、冶炼、材料加工、循环利用龙头企业，打通产业上中下游“三条链条”，统筹中外战略性矿产产业链供应链多环节产能双向转移，提升总体规模效应。积极参与国际矿业投资贸易规则和标准制定，加强战略性矿产国际合作开发利用，推进在资源国积极建设境外矿业产业园，促进初级矿业产能平稳有序转移。多种路径参与国际矿产品交易、贸易、资本、智库、中介和公益平台建设，推动全球资源治理更加公平、包容、高效，为矿业行业发展提供公共产品。